近年來，我國不斷完善各項環境標準，尤其在水環境領域更是密集，不少標準都在制定或修訂中。然而，業內人士指出，作為標準的制定依據，水環境質量基準（以下簡稱“水質基準”）還缺乏植根于我國國情的持續研究，難以為標準制定提供有力支撐。

 

　　怎樣才能科學劃定水質基準？水質基準將如何與水質標準、排污許可證掛鉤？對此，中國環科院環境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征濤表示，我國的水質基準應該建立在本土化環境生態與人體的特異性數據采集的基礎上，科學制定我國的水質基準，進而為我國的水質標準、排污許可證的制定和發放以及總量減排提供科學依據。

 

　　我國的水質標準指標限值長期主要照搬美歐等發達國家，由于缺乏我國特色的環境與生物試驗基準數據，導致現行水質標準的科學準確性和實效性都可能存在問題

 

　　“我國的水質基準還處于缺位階段，只有一點點填補上，才能為一系列環境監管措施、管理標準提供科學支撐。”劉征濤向記者表示，水質基準可謂是標準的標準。如果說國家和地方的水質標準好比市場中開展不同交易的秤，那么水質基準就是一臺“公平秤”，所有開展交易的秤都需要由它來校準。

 

　　同時，水質基準是制定水環境監控標準的科學依據和理論基礎，主要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特征并基于毒理學試驗得出的科學推論。只有科學地制定準確的水質基準，再結合考慮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技術等因素，經過綜合分析制定出的標準才能真正成為環境監管的“抓手”。

 

　　劉征濤介紹說，“然而，現實情況是，我國的水質標準指標限值長期主要照搬美歐等發達國家的限值，由于缺乏我國特色的環境與生物試驗基準數據，即本土水質基準技術體系的科學支撐，因而導致現行水質標準的科學準確性和實效性都可能存在問題，繼而可能影響已有的環境監管效果。”

 

　　記者了解到，美國早在1905年就開始了水質基準的民間研究，1968年國家層面已經出臺了相應基準。2013年，美國已經確定的水質基準值共包括207項，其中160多項為化學優控污染物。相比于美國長達百年的研究和實踐，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屬“空白”。

 

　　劉征濤強調，如果要制定科學的水質基準，劃準水環境“紅線”，就需要保證基準的制定方法與技術科學適用，包括選取哪些本土生物和相關試驗指標才有合理的代表性與可靠性，以及哪些化學污染物屬于需政府優先管控的污染物等。

 

　　“比如每個國家的水環境生態系統可能不同，針對自己的特點，美國選取的本土基準最少水生動物為3門8科，歐盟至少需要3門5科；根據我國流域水環境具體情況，‘十二五’期間我國水環境基準研究相關課題組選取本土基準最少水生動物為3門6科，初步提出我國本土基準閾值4類20余項。”劉征濤表示，“同時，經過‘十一五’以來連續多年的努力，已基本研究構建了我國的流域水環境基準方法技術體系和相關水質基準研發試驗平臺，發行出版了《中國水環境基準綠皮書》等論著。”

 

　　他告訴記者，在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中發現，我國對硝基苯要求的水質標準限值遠低于俄羅斯相關的環境標準限值。其原因就是我國水質基準照搬美國相關水質基準，沒有植根于我國國情考慮。

 

　　“如美國水質基準主要用北美本土的虹鱒魚、鮭魚等冷水性咸—淡水回游魚類且結合美國自然水體的水環境特征做相關的環境生態毒理學實驗而獲得有效的基準數據；而我國的本土魚類以鯉魚、鯽魚、鰱魚、草魚等溫水性淡水魚類為代表，而且我國不同區域、流域自然水體的水質特征差異較大，可能導致過去我國參照制定的相關標準保護過度；實踐中可能出現‘過保護’或‘缺保護’的現象。”他說。

 

　　先測算出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水環境基準值，再平衡各流域區域的技術、經濟水平，出臺管用的環境標準。超標部分進行總量控制和發放排污許可證

 

　　在去年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國際研討會上，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表示，環境保護部正在研究出臺污染物排放許可制的實施方案，初步考慮用5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將排污許可制度建設成為固定點源環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在制定全國排放標準的基礎上，如何因地制宜，將排放標準與排污許可證有效銜接，改善區域環境質量成為熱點。

 

　　對此，劉征濤表示，考核環境質量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準與標準上，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科學有效的評估、排污許可證、總量控制、監測督查等管理制度。

 

　　“國外的先進理念叫做風險管理，經過對環境污染風險的系統化試驗調查、技術推算、驗證評估、督查管控等來科學判定環境風險，然后選擇最優的方法來降低或消免環境風險，達到保護生態安全、提升環境質量的環境管控目標。”他說。

 

　　只有基準和標準制定科學準確，與之配套的環境監管才容易有效進行。“如果要制定科學的基準，必須以我國的水環境特征（溫度、溶解氧、pH值、硬度等）為基礎，選取有生態學代表性的本土生物進行實驗和數據采集，測算出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水環境基準值，然后再平衡各流域區域的技術、經濟水平，出臺真正‘管用、好用’環境標準。根據標準限定值，超標部分進行總量控制，在這個總量分配過程中就需要排污許可證。”劉征濤說。

 

　　此外，劉征濤認為，我國水質標準的發展趨勢將是逐步合理分區、分類、分級管理。如原有的地表水標準統一分為5級是由于歷史原因，雖然起到一定作用，但長久以來也出現難以約束企業排污行為的問題。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般水質基準只有一級，企業如果踩到這條“紅線”，環境監管將是零容忍。

 

　　“有人擔心倒逼企業減排是否技術上可行，據我了解，使用怎樣的處理技術主要是靠市場的調節行為，價廉物美的技術自然會成為主流。比如一些重金屬治理技術在國外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比較成熟，并且起到良好的治污效果，環保部門主要是依據實際情況科學制定并監管好相關技術標準來引導相關產業的發展。”

 

　　中國基準要中國制造，水質基準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數據應依據我國水生態環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體特征參數，由我國自己采集分析

 

　　據了解，近幾年，我國松花江、遼河、海河、黃河、長江等七大主要河流中月1/4的監測斷面水質屬于或低于地表水Ⅴ類水質，一些重要湖泊中約1/3的水質屬于或低于地表水Ⅴ類水質。有些地區在實際環境管理中反映根據水質標準依然控制不住水環境惡化，其根本原因是水質標準本身制定存在問題。

 

　　對此，劉征濤表示，“中國基準要中國制造”，水質基準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數據應依據我國水生態環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體特征參數由我國自己采集分析，這里涉及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需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來做。國外引進的基準值基本要經科學分析后參考使用，采用的環境標準顯然會直接影響到環境管理效果。

 

　　“好比許多西藥的劑量是依據西方人的身體特征條件由西方人開發研制的，一旦我們東方人直接參照服用，由于人體體質、代謝及環境等存在差異，可能導致用量不合適而不能發揮好藥效。因此，要從我國流域水質特征、本土生態代表性生物等安全保護角度，實事求是地制修訂好我國的水環境基準與標準閾值。”他說。

 

　　他還強調，基準研究工作是長期工作，不能單純靠上項目搞運動式研究，科研項目在一定時間內一旦完工，相關需持續改進的工作就終止；而應建立長效可持續的環境基準、標準公益性研究工作機制。比如美國EPA（環保署）將基礎研究和管理實踐結合，專門設置機構研究環境基準，不斷補充有效的環境基礎試驗數據。

 

　　從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來創新研究水環境的營養物基準或稱水生態學基準，將比單純研究水中的營養物氮、磷和藻類的直接關聯更為科學

 

　　據了解，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及2007年太湖藍藻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國在水環境基準技術體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因此需要系統地持續投入，不斷加強環境基準的科學性創新性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方法和技術趨勢也不斷融入基準制定方法體系中。

 

　　劉征濤表示，太湖藍藻污染事件發生后，傳統觀點認為是總磷、總氮超標造成藍藻爆發并產生大量藻毒素，主要需控制住水中的氮、磷等營養物就可以避免水體藍藻爆發。但是，現在的發展趨勢更可以從水生態學角度來控制水體中營養物。

 

　　“從水生態系統食物鏈營養級水平如藻、溞、魚的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創新研究水環境的營養物基準或稱水生態學基準，將比單純研究水中的營養物氮、磷和藻類的直接關聯更為科學，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將可能更有效。”劉征濤說，“比如藻死后存在于底泥中，從水生態學系統完整性的角度看還會變成氮、磷返回到水中；底泥中的氮、磷對食物鏈上的魚類、溞類也會造成影響。”